潘牧：一个燃料电池首席科学家的理智与情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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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文：马斯基

采访：杨柳树

运营：罗伯

版式：爱思考的Eric

这天，临近中午，美国一家公司的来访者过来跟潘牧告别，他起身相送。

对于一家业务遍布德、法、韩等1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膜电极头部公司，这场景时常在潘牧的办公室出现，以至于成了他日常工作的一部分。

尽管如此，他将管理更多交给年轻的总经理田明星，自己每周只花两天左右的时间，出现在这家叫做武汉理工氢电科技的公司。此时，他是这家公司的技术头狼、股东和创始管理人。

更多时候，他待在学校，作为武汉理工大学首席科学家、燃料电池学科带头人和传道授业解惑的教授，时常陷入思考，也始终保持清醒。

看起来，这几种身份揉杂在一起，让潘牧身上呈现出学者之外的可能性和多样性，但聊得深了，你会知道，这既是时代背景孵化出的果，又是他个性的必然选择。

不管是24岁时冒头举手解决武钢项目难题；36岁时从陶瓷材料转向燃料电池研究，从0到1将CCM型膜电极从推演变成现实；42岁时被老校长袁润章“逼上梁山”，主掌校办企业武汉理工新能源，一路摸索着将膜电极业务做到海外，累计售出160万片，成为全球第5大膜电极供应商；还是53岁时引入雄韬股份完成武汉理工新能源的改制，翻新出一个武汉理工氢电，也给政府和学校带来大笔收益。

总之，他身上好像有个开关，在科学家的理性和行动派的感性之间来回切换，每到命运转折之时，身体里的英雄主义和责任感就会被放出，催他赶紧上船，又从不容许半路停舵收帆。

这样的人，倘若不把自己一次次扔进未知里，倒也是件奇怪的事。

算起来，他在行业的至暗时刻躬身入局，打定主意要试探被一再叫难的产学研，究竟只是一厢情愿的纸上谈兵，还是可以拼出一个真实可触的商业案例。

这么多年过去了，他在学术届和商业界都获得名声，也赢得尊重。他的学生很多都在燃料电池领域崭露头角，诸如上海神力科技总经理戴威、魔方新能源总经理华周发，即使毕业多年，也总是把他挂在嘴边。

现在，碳中和正在将燃料电池产业带上快车道，他的理性反而跳跃出来，敲着木鱼不断提醒大家要提防虚火。

A。提防虚火与尚是曙光

潘牧武汉理工氢电的办公室，位于武汉经济技术开发区沌口街民营工业园南区4号厂房A区，6000平米，工厂在办公区的一侧。

3年前，他们从武汉理工大科技园搬过来，这里比之前大了3倍。再往前数，2006年，武汉理工新能源还在武汉理工大学的一隅踉跄起步。

那年，潘牧被老校长袁润章“逼上梁山”，也寄予厚望，年底，老校长离世。14年后，这家公司的膜电极累计销售超过170万片，已是全球第五大膜电极供应商。

现在，每一天，在沌口工厂，薄如纸翼的黑色薄膜在国内首条膜电极自动化生产线上穿梭、组装、下线，以满足国内燃料电池生产企业的需要。

而以沌口为中心，这些寿命达到18000小时的CCM型膜电极，还将辗转去往10多个国家和地区，被组装进不同的燃料电池电堆，装载到德国、美国、韩国的叉车、商用车及乘用车上，那是从2007年开始，这家公司积累起来的海外客户。

能在燃料电池产业化萌芽阶段做到如此成绩，已经不易，而碳中和的趋势和频出的政策似乎正在催生产业走向成熟，这看起来是件值得感慨的事，但潘牧却保持清醒。

他是个科学家，他有他的开关，在机会面前，他毫不犹豫地打开感性之门，而面对可能的虚浮，他却生出理性的抵触。

总之，趋势当头，潘牧却并无狂喜，这个时候，他更乐意谈论事情的本质，在他看来，如今这轮氢能产业链的发展，更要在本质里，看见燃烧的虚火。

【能镜】大家都在讲燃料电池产业的新时代要到了，您怎么看？

潘牧：我认为它还只是这个新时代的一个曙光。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现在还没到燎原的时候，我觉得大概2030年，还有10年左右的时间，可能会呈现真正的燎原之势。现在是有些火势，但这个火有点虚火，所以不能把它当真。

【能镜】虚火是指什么？

潘牧：我们肯定是要进入一个新时代，但进入这个新时代，是由环境倒逼产业，要发展上去，说老实话，我个人会觉得有点措手不及。

【能镜】对武汉理工来说，21年前就做这个课题，现在还会感到措手不及？

潘牧：你知道这个课题做了多少年吗？燃料电池是1839年发明的，已经200年了，但一直都没有商业化。

【能镜】什么原因？

潘牧：首先技术非常难，不是砸多少钱就能做得出来的，需要积累。但有些热钱耐不住寂寞，短时期可能赚到钱了，结果又跑了，不利于技术的积累。

从目前阶段来看，我觉得燃料电池领域商业化存在两大矛盾，一是现在市场需求和技术成熟度不匹配，技术还没有完全成熟，但市场要倒逼把它做出来，这两个之间是矛盾的。

技术还没储备好，市场等不及了，要开始启动了，大家现在都在比，今天这里装了多少台车，那里装了多少，是不是？

二是地方政府的热情和国家顶层设计之间的矛盾。

咱们国家现在讲究创新驱动，氢能是一个很好的元素。现在，那么多地方政府都热心于氢燃料电池的创新驱动，比如，有一个地方，鱼米之乡，是一个农业县，本来不具备做氢能产业链的基础，但县里领导也在找我，要发展氢能产业，所以目前地方政府有很多盲目的热情。

这就需要国家的顶层设计要有智慧，国家在顶层设计方面如何抉择，包括示范城市目前也没有最终公布，说明国家在思考和设计的时候，非常慎重。如果抉择错误，损失巨大。

但如果迟迟不抉择，拖的时间太长，又会让地方不知所措，影响到整个产业的健康发展。

【能镜】这个产业链需要生态化发展，也不是哪一个地区就能承载的。

潘牧：所以这个里面我还有一个观点，氢能产业链是技术密集型和资金密集型产业，这个密集程度的确不是某一个地区，甚至某一个国家能够承受得了的，这点必须得认识清楚。

这么大的一个链条，任何地区想一个人独干这件事情是极端错误的。一个国家可能都完成不了，国际上，现在他们都是抱团，要全球化，所以在这一点上，我们这个行业是非常特殊的，一定要走全球化道路，否则死路一条。

【能镜】您曾经说，产业链发展不是单一技术进步就能成，是能源本身的结构要发生变化。

潘牧：对，其实燃料电池的地位并不是最重要的事，最重要的是整个能源结构，倘若变成变成氢电互补的框架，那么燃料电池就是其中很重要的一个关键装备和技术了。但如果氢没有完全进入能源体系，燃料电池并不是很重要的一件事。

【能镜】现在算是看到曙光了吗？

潘牧：因为碳达峰、碳中和，现在算是有点曙光了，但是这个曙光，是环境账，而不是经济帐。如果纯商业行为，要看谁的价格低，整个氢能和燃料电池都没有什么竞争力，但如果把环境账加上去，比如碳排放税等，可能就会比别人好一些。

【能镜】您觉得目前产业处于什么阶段？

潘牧：我们的产业，说老实话，现在还在解决温饱问题。刚解决了有无的问题，如何做好，使之适应市场需求，还有许多事情要做。而在如何做好的方面，我们国家还是有差距，这个差距在于产业的整体创新能力有问题。

B。一段人生和一个案例

2006年，潘牧被再度“逼上梁山”时，武汉理工大学材料科学奠基人、校长袁润章一直在找那个合适的创业候选人，他颇费周章，并无所获。

最后袁润章看着潘牧，就是你吧。

时间轴向前倒6年。2000年，在袁润章推动下，新能源研究成为武汉理工材料复合新技术国家重点实验室的任务。

潘牧命运转折的开关打开，他被老校长选中，遂放弃多年陶瓷材料的研究，转身“上梁山”，从零开始启动 CCM型膜电极的研发，也有了中国燃料电池开发领域无法绕过的“楚天一号”。

到2006年，武汉理工新能源公司要找掌舵人时，潘牧和他的团队，已经把白纸画成了作品——低贵金属用量、高电输出的CCM型膜电极研发成功，并在后来成为燃料电池车的标配。

而头一年，潘牧在学术上的成绩已经得到这个圈里权威的认可。

查全性院士、衣宝廉院士在内的7名专家对他带领的“燃料电池关键材料和核心技术”项目进行评审，湖北省教育厅、科技厅批准了湖北省燃料电池重点实验室成立，潘牧是这个实验室的主任。

但命运看起来就是要让他一点一点在往更深处走，它和潘牧的英雄主义、责任感一融合，反倒让他能在一个连商业意识都不够完善的行业里，一再地坚持下去，从而获得某种人生溢价的关键。

随后，项目获得时任湖北省委书记俞正声的支持，湖北省政府、武汉市政府各出1000万与武汉理工大学共同成立武汉理工新能源公司，一个产学研结合的案例就此开始起笔。

此后15年里，潘牧带领团队走过找市场的艰难、挺过金融危机，接过雄韬股份的橄榄枝，完成股份制改造，这笔生意，让初期参与投入的政府和学校都拾金而归。

总体而言，当他下决心要做一件事时，他要求自己不惜代价，追求极致的事情，这看起来像是一个科学家的底色，但它又支持潘牧，在商业化上走得更远。

【能镜】公司业务怎么拓展的？

潘牧：也不是说在市场上有很好的表现，我们其实是占了先机，很早成立了公司，当时，有人要做电池，要买膜电极，全世界找卖家，就找到了我们，当时没几家。

当时也有一些做垂直整合的公司，全产业链都做，投入虽然大，但研发效率高、技术保密性好，但他们不会卖零部件。比如丰田，去买车可以卖，但买它的膜电极，它不卖给你。

最开始的时候，这个现象更加严重，尤其2015年之前，做燃料电池的是绝对不卖膜电极的。

【能镜】最开始是怎么做起来的？

潘牧：2006年成立的时候，俞正声在湖北当省委书记，有些老领导给他打报告，说武汉理工大学做的这个工作很不错，应该支持。

他为这事来我们学校三次，每次只带一两个人，轻车简从的就来了。他仔细听我们汇报，觉得很重要，对国家是个大事情，就跟我们说不要怕研发有困难，不成功，要长期支持。

然后就专门批示，湖北省和武汉市各拿1000万支持，所以就建议成立了这一家公司。

所以我是被迫的，被逼上梁山的。

【能镜】一开始就让您“上梁山”？

潘牧：其实当时学校还搞了一个全球招聘。招聘职业经理人来管理公司，但没有一个人敢来，因为大家都不懂，这个行业属性又太特殊，太复杂了，最后没办法，袁校长又找到我说，还是你去吧。

【能镜】"二上梁山”。

潘牧：对，2006年，算是产业的黑暗中的黑暗吧。但后来我其实非常高兴，看到成果真正变成了产品，客户使用后很满意，也帮助他们慢慢发展壮大，你这个贡献就出来了。

所以我们这个校办企业，真的是在中国体制下，探索科技成果转化的一个非常有价值的案例。

【能镜】这个价值具体是什么？

潘牧：它最大的价值还不在于我们对产业的推动，最大的价值是对创新的推动。

大家都在说从0到1最难，1到100放大，100以后就是产业化。但在中国做科研，很多时候并不是从0开始的，一般是先去阅读世界上的文献，看看国外做了什么东西，这个时候，并不真正的知道1在什么地方。

后来我做了这个公司之后，就发现碰到一大堆问题，源于此，都是科研人员也没有解释好的问题，需要我们在推进商业化的过程中去解决。

而解决这些问题的过程，也就是一个创新的过程。所以，我觉得办了这家公司以后，我的学术的风格就完全就变了。

【能镜】变成什么样的？

潘牧：更注重真正的创新了，而且我们创新的东西很多人都听得懂。这种创新更探究本质，不能看表面现象。

【能镜】后来改制是什么情况？

潘牧：从公司成立到2016年、2017年左右，公司其实不挣钱，做的很艰难，那个时候，公司总共就2000万本金，用了十几年了，也快用得差不多了。

那个时候，我们就感觉到这个市场开始起来了，我们要发展，必须要有新的投资，扩大生产，后来我们也拿到很大的订单，手上的钱不足以支撑，流动资金都不够。

后来就去找融资，平均每三天我就接待一波投资人，但当时由于我们这个校办企业早期手续不全，其他投资就进不来，一直拖到了雄韬股份的介入，他们愿意承担风险，将这个问题解决掉。

2017年，雄韬股份重新成立了一家武汉理工氢电有限公司，由氢电公司收购了理工新能源，这样问题就解决了。现在看，雄韬的老总张华农还是很有胆量的。

【能镜】他们为什么愿意接受这个麻烦，敢投资你们？

潘牧：当时他们已经在氢能这个领域开始做布局了，雄心很大，但我一开始没接受，心里想着和一个更大的公司合作，但最后只有雄韬股份愿意冒这个风险。后来，他也到武汉来，成立了武汉雄韬氢雄公司，大家都在目前这个产业园。而且政府和学校也在这次交易中也受益了。

【能镜】当时政府有回报的需求吗？

潘牧：我觉得是有责任，倒没有承诺，他们其实也没要求我们还什么的。但人家帮助我们，虽然人家现在可能不在乎这个事或者不要，但你不能忘记人家。

C。精神总会适时显现力量

看起来，身份揉杂的潘牧和他的团队，在过去15年里，推动了一个前景罩满迷雾产业前进的脚步，并使之获得了相当程度的尊严和持续性。

现在，理工氢电在推进国产化材料车用燃料电池膜电极和高效电解水膜电极的研发，希望能成为国内领先的燃料电池零部件产业基地。

去年7月29日，这家公司又融资7200万元，背后是三家上市公司的身影。

潘牧57岁了，他坚持打网球，精神依然好，但已经很少过问具体的管理事项了，他将权杖交给年轻人，自己更喜欢和学生们呆在一起，他喜欢他们的活力，也希望自己年轻时的果敢劲儿能多少对他们有点儿用。

1964年5月，潘牧出生在一个武汉知识分子家庭，文革时期，家里的书都烧光了，但仍然如饥似渴地从仅有的毛选等书籍中获得养分。

这多少对他既理性又感性的个性产生了影响。

他尊重每一个机会，能第一时间感受新世界，第一时间捕捉新机会，也敢于第一时间下手自己干，他对成功有强烈的渴望，也对抉择予以审慎的评估。

但他身上又有一种柔软的感性，他喜欢文学，给团队写新年致辞时，会用王湾《次北固山下》里的句子“海日生残夜，江春入旧年”做标题，他总结工作，也剖白内心，这叫他有时候也会想起自己的另外的一个梦想，如果不做科学家，他可能真的会去选择成为一个作家。

【能镜】您身上有一种果敢力。

潘牧：是，你敢不敢去迎接挑战？有些人喜欢做些有挑战的工作，有些人可能就喜欢做些稳妥一点的工作，对不对？这都无可厚非，我这个人当年就是不那么安分，还是有点英雄主义。

就是你搞点什么东西，都想能够惊天动地的，现在想想也蛮幼稚，但是它促进你去做一些新领域的东西。

我记得最开始从上海交大硕士毕业来到武汉理工大学工作，90年代初期，我们学校跟武钢（现在的宝武集团）合作，去解决一个退火炉辊道的表面处理问题，要处理地非常光洁，否则就会划伤钢板。没人敢接，我初出茅庐，举手说我来，后来，我们给他镀一层陶瓷，解决了这个问题。

我觉得最重要的是心态，要有一种追求成功的渴望。

【能镜】您会跟学生分享这些吗？

潘牧：我很喜欢和学生们在一起，很有活力，也会跟他们讲不要胆怯要有信心，不论做什么工作都会做得好。我其实是转了很多行，我告诉大家，即使转行，转专业也不要怕。

某个专业很厉害，但其实没有那么吓人，只要下决心去做，可能大半年就能够深入进去。比如，我现在是电化学专家，但我本科就没学过，都是在后来实践中不断自己研究，然后就在这个行业里扎根下来。

【能镜】在您的经历里，有很多抉择时刻和转弯时刻，您在做决定时，通常会立刻决定，还是会深思熟虑？

潘牧：你问了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我经常跟学生讲，做决定是人生中很重要的一个能力，我们叫决策能力。

这个决策力很难，其实需要在小时候就培养。我小时候没人跟我说这个，后来我就有意训练自己。每次在做决策的时候，会很认真、慎重的思考，不会冲动地随便去做决策。其实我是属于比较偏冲动的个性，所以会尽量使自己保持理性。

【能镜】影响您最大的人是谁？

潘牧：人有很多了，但这里面有一个人还是蛮重要的，就是袁润章校长，他是一个战略家。没有他，我也不会走上燃料电池研究的路上来。做其他可能能挣些小钱，但都没有这件事意义重大。

还有东风第二任厂长黄正夏，他执掌东风的时候，东风牌汽车超过了一汽解放，而且，当时越战的时候，解放军装备的就是那个车，他们当时为了汽车工业，是有一颗赤子之心。我们做不到人家的那个水平，但起码也要有那颗心。

【能镜】现在让您觉得最重要的两件事是什么？

潘牧：还是关于行业发展的吧，我们现在马上就要搞城市示范了，希望通过示范城市群带动产业发展，这些目的都非常好的，但一定要提防地方保护主义，氢能产业不是哪个地方保护就能做成的。

第二，我想提醒大家，环境是人类最后真正的奢侈品，不是名牌包包，也不是豪车豪宅，所以不管有钱还是没钱，大家都要有这样的一个观念。

原文始发于微信公众号（能镜）：潘牧：一个燃料电池首席科学家的理智与情感